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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神经病”?“性学博士”?浪漫派诗人?

1998-07-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现代中国,张竞生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明星,而这种轰动效应更多是在万人唾骂中形成的。围绕张竞生的公案和官司很多很多,而几乎无一不与性有关。终其一生,无数的苦痛与欢欣皆因为这惹人注目、牵动人神经的性。

●对于张竞生来说,出版《性史》旨在以科学眼光研究性学,由此开启中国的性教育,使国人臻至“美的生活”。

●张竞生50年代反思这一段公案,仍然指天发誓说:“我敢向天,向自己良心宣誓,我的主意是正当的,但效果则竟出乎我意料之外!”

●《张竞生文集》(上、下卷)近日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又引起了人们对张竞生的关注。

刚过完一百岁生日的北大,似乎业已遗忘了一位名叫张竞生的“老北大”。历史自有其遗忘机制,它总是会运用自己的意志存心遗忘一些注定遗忘不掉的人。张竞生不断被遗忘着,又不断被记忆起,正可以现出历史的狡黠。张竞生也早觉出这一历史的狡黠,他曾说:“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张竞生文集》(上、下卷)近日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又引起了人们对张竞生的关注。

在现代中国,张竞生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明星,而这种轰动效应更多是在万人唾骂中形成的。围绕张竞生的公案和官司很多很多,而几乎无一不与性有关。终其一生,无数的苦痛与欢欣皆因为这惹人注目、牵动人神经的性。

张竞生于1909年考入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法文系,旋即发现自己为一股腐朽之气所笼罩。京师大学的两年,张竞生只是心情郁闷地乱翻佛典,并没有好好念书。但此间他却卷入了一件大事情。1910年4月,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革命党人汪精卫等人谋炸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汪精卫入狱后,他的未婚妻陈碧君秘密约见张竞生商议营救办法。张竞生早有革命思想,在黄埔陆军小学时即带头剪掉辫子,并与同盟会员王鸾一起发动清理伙食,而被校方开除;开除之后,他又偕同王鸾前往新加坡投靠孙中山。尽管张竞生非常钦佩汪精卫,但他当时尚未满20岁,深感营救计划难以施行。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送派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到东西洋各国留学,公布的第一批25人名单中,张竞生名列榜首。1912年年底,张竞生去巴黎留学。“花都”巴黎撩拨起张竞生全部的浪漫与激情,他一面潜心钻研卢梭、雨果等法国浪漫派及孔德、弗罗伊德学说,一面寄情山水,处处猎艳。1919年4月,他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的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1年,蔡元培聘任张竞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北大的五年,张竞生气起勃发,大显身手,创造了他生命中一个最辉煌的时期。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以其新锐思想广受社会瞩目。这两书里,张竞生探讨了许多性的问题,于是,他开始与性结下不解之缘。

1925年冬,张竞生以“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实施一次风俗调查。在调查表中他编出了三十多项应该调查的事件,其中有性史一项。据张竞生50年代在新加坡出版的《十年情场》中的回忆,他的性史调查乃是受了英国大文豪蔼理士六大本世界闻名的性心理丛书极大的影响。蔼氏于论述各种性的问题后,附上许多个人的性史。张竞生的性史调查被其他会员经过论述之后否决了,他只好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的启事,广向社会征集各人“性史”。此次征集了二百余篇稿件,张竞生将征得的稿件进行编排,并加上了自己的按语拟分集出版。《性史》第一集初版于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共收入七篇来稿。

对于张竞生来说,出版《性史》旨在以科学眼光研究性学,由此开启中国的性教育,使国人臻至“美的生活”。出乎意外的是,《性史》一经面世,国人争相购买,大多将其视为“淫书”,狂读之后以饱饥渴。更有甚者,按照书中的叙述,干起了同性交与色情狂等等。而社会上,卫道者认定张竞生长期在“花都”巴黎习染了法国的“淫风”,以荒诞淫逸的《性史》现身说法,毒害青年,败坏风俗。客气一点的送给他一个“性学博士”的花名,义愤至极的干脆直呼他“大淫虫”。张竞生有口难辩,惊惶不安。他原打算继续分集出版,眼看第一集惹出如此是非,在初版只印出一千本后,他便向书店通知不可重版。《性史》第二集稿已发出,书店预付一千大洋,张竞生也即时退回稿金,收回稿件,不敢再出版了。但是,这却给当时的“文氓”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趁机假冒张竞生之名,大肆印刷《性史》第二集,后又印刷若干集。于是,社会上误认为一切《性史》若干集,都出自张竞生之手,其罪名就更加“不可饶恕”了。

张竞生50年代反思这一段公案,仍然指天发誓说:“我敢向天,向自己良心宣誓,我的主意是正当的,但效果则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自然也省察了自己的失误,他认为错误有二:其一,他介绍性史,诚然是仿效蔼理士,但蔼理士所附性史,只是作为正文学术研究的参考材料。在他所附的性史中,虽则离奇古怪,式式俱有,但善读者,看它不过是一种参考的资料罢了,并不正视它的内容为独一的宝贝。而张竞生自己的《性史》以单行本问世,前面是大段的各人自述性史,后面才加上简短按语,比重及主次刚好与蔼氏相反。况且蔼氏定他的性心理丛刊为“私行本”。唯有成人方可购买,而张竞生《性史》则无此限制。其二,照《性史》本义说,应当为“报告式”的文字,简单朴素地叙写出个人性的行为,不论是正态与变态,不必着意渲染描绘。而张竞生《性史》所收稿件,几乎都运用了“小说式”的笔法,大加渲染。如此“小说式”描写,无论是怎样正经的性行为,在客观效果上不免涉于淫书一类。

经此轰动一时的“性史事件”,张竞生固然是“暴得大名”,但“恶名”远扬,京城似乎是不好呆下去了。恰巧军阀张作霖打入北京,派刘哲为北大校长,宣布一切教职员欠薪截止给发,一切蔡元培在北大的制度全被推翻,教授们纷纷南下。1926年下半年,张竞生离京赴沪,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美的书店”,附设《新文化》月刊出版社,发行“美的丛书”、“性教育丛谈”等。同时,主持翻译蔼理士的性心理学著作,编成《蔼理士女性小丛书》出版,传播性学知识,宣扬自己的性学主张。但是,“美的书店”在租界巡警局的多次恶意摧残下,很快关闭了。1929年,张竞生到杭州西湖小住休养,不料在一个名叫“烟霞洞”的山里刚住两天,浙江省政府即下令拘捕他入了监狱。张竞生后来回忆此事,认为是因为得罪了所谓的“浙江派”:“美的书店并无出过什么《性史》一类的书。可是我所著那本‘第三种水’,引起了周建人一班人的反对……在我认为这个第三种水的重要性,是由我发现的。至于由此而使所生的子女较为聪明与好身体,这当然是一种推论!一种假设吧。殊不知他们(指周建人,潘光旦一派人)就咒骂我为‘不科学了’。”

张竞生所谓的“浙江派”还包括周氏兄弟的另一位周作人。当时,张竞生的情妇褚某无缘无故抛弃小孩和他而离家出走,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便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恨》的文章,将这个情妇对他的虚假欺骗尽情揭露,并且出语恶毒。周作人原本是极欣赏张竞生的勇气与才华的,《美的人生观》刚印成讲义在北大流传时,周作人从友人处借得此书,读过之后便在《晨报副刊》撰文说:“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但是,读了张竞生的《恨》之后,周作人大感不满,撰文指责他对人欠缺厚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张竞生认为周作人的措辞完全是对他的“恶骂”,于是,忍无可忍,与他大打官司,反唇相讥说:“是的!我们是极端情感派者”(不能全有,宁可全无!),比你的中庸派总是好得万万呢。”他还进一步说周作人的文字一如其人的性格,柔弱无丈夫性。这还不算,张竞生还攻击他的个人私德,说他娶日本婆,为谄媚倭奴起见,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

在5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里,张竞生说:“我因一得罪了自称为生物科学家的周建人,又再得罪了‘大文学家’的周作人,我知他们在浙江派中占有极大势力的。”这一次下令将张竞生拘捕的是曾做过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蒋当时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给张竞生定下了“宣传性学,毒害青年”的八字罪名。张竞生被捕的当天晚上,浙江省府主席大宴宾客,席间一位要人受张竞生友人之托,质问省府主席为何拘禁张竞生,这位主席推说是教育厅长提案通过的。当时,蒋梦麟亦在席,他说:“我们先前请张某到北大去教书,原望他好好教哲学。谁知他竟宣传性史闹出飞天大祸来了。这个淫说如不抑制,后祸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在此就把他监禁惩罚一番。”张竞生还回忆说,蒋梦麟后来还生出一计,诬陷他与他情妇褚某是共产党要人,说他们此次到西湖山顶的烟霞洞,名为避暑,实则暗为钱塘江口地方的共产党人遥通声气,预备打入杭州。所以,为预防起见,把他扣留以绝祸根。

在张竞生看来,蒋梦麟以浙江省教育厅长之身份,固然是被浙江一派人物利用了,但蒋氏也并非完全是一傀儡。大概蒋氏是“北大系”的,北大的声名被曾是北大教授的张竞生“累衰”了,他对此痛心疾首,不得不运用职权惩处北大“败类”。因为这件事,晚年的张竞生仍然对蒋梦麟切齿痛恨,并对其人品大加攻击:“(蒋氏)为人阴险狡诈,势利熏心,他在北大为教授,为教务长,尚且一度为北大代理校长。对于北大毫无一点贡献,只知任用私人与对校产贪污。故说他为北大名誉而反对我,务要把我置于死地,还是皮毛之谈。底里,他也不过是一个文人无行,互相妒嫉排挤罢了。”

张竞生的故事再讲下去,便有些日暮途穷的味道了。大约从杭州出狱后,他又远游了一回巴黎,照例是拈花惹草,干出不少风流韵事;照例是醉心法国浪漫派,译出卢梭《忏悔录》全书后又陆续译出歌德、雨果等人的浪漫派经典,编成一部“浪漫派丛书”在国内出版。后来,他回国了,大部分时间住在广东饶平家乡。一段时间,他来到上海,公开为晚景凄凉的一代名妓赛金花募捐,并在黄色小报上刊发一封致赛金花的歌功颂德的信。抗战期间,他依然隅居乡下,汪精卫妄图拉他下水,遭到断然拒绝。抗战胜利后,他重生革命激情,拟组织中华农民党,自然是没有下文,据说他还在家乡掩护过受伤的游击队员,接济游击队物质。再后来,解放了,生活在回忆中的张竞生一口气撰写了《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自传体著作,在香港及新加坡出版。1970年5月4日张竞生患脑出血去世,终年82岁。

这个世界总的还是遵循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张竞生信仰老达尔文的这一信条,他的名字即从此来。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总是追求个性,狂放不羁,珍视生命,并且享受生命。他就像他所钟爱的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生活永远在别处不停地奔跑,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他是性情中人,他的性情,他的生活理想,乃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全源于他醉心的欧洲浪漫派。浪漫派崇尚个性,由个性的发展,养成各人独立自尊的气概与自由平等的风尚。浪漫派天生享有诗意与美的冲动,它的人生乃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诗化的人生。从浪漫派切入,是解读张竞生的一把钥匙。自此切入,我们就会懂得,张竞生其实是一个浪漫派诗人,他的一生之所以与性紧密纠缠在一起,是因为他认定性的问题乃是关乎个人个性与自由的问题,是最大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性的问题获得合理解决,便可以达成美的人生、美的社会。张竞生的思想偏执激进,而且充满了乌托邦色彩。鲁迅就曾说过,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对于他的思想和主张,我们可以不赞同,但是,全然不晓其救世的苦心,十分皮相的骂他为“神经病”、“性学博士”和“大淫虫”,以至快速遗忘他,终究是有失公道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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